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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921工程:载人航天梦开始的地方

2017-10-19 19:54

中国“航天四老”之一任新民。摄影/本刊记者 甄宏戈

“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。另外,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。但主要是钱的问题。”

本刊记者/徐方清 文/路涛

北京时间2012年6月18日17时30分,景海鹏、刘旺和刘洋相继从神舟九号飞船漂浮进天宫一号。三人一起面对镜头摆pose,微笑着挥手致意。

在位于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内,被称为“中国航天四老”之首的任新民通过电视新闻,分享了他们的喜悦。

神九发射前夕,任新民在家中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采访。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,依然精神十足。客厅玻璃柜的最显眼位置,摆放着“神舟八号”与“天宫一号”的对接模型,这是去年11月对接完成后,神舟系列飞船(从“神六”始)总设计师张柏楠亲自送来的。

“神九是载人上天的,航天员也要进天宫,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重大突破。不过,这是张柏楠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事了。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了,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”

后30年做什么

1984年4月,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升空,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,中国航天的“三抓”任务宣告完成。

“三抓”任务制订于上世纪70年代,是当时的三项重点任务,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,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、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。

“三抓”任务由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负责(国防科委1982年后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,简称国防科工委),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分管技术工作。

“三抓”任务完成后,张爱萍赋诗称赞其为“一鸣惊人,再鸣震全球,三鸣震寰宇”。

也就是在这一年,七机部正式改名为航天工业部。任新民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(简称科技委)主任。

此时的中国航天人,面临着航天事业向何处去的问题。按任新民的话说,中国航天走过了“没偷懒”的前30年,但还不知道后30年怎么办,干什么,如何干。

“当时上级领导对下一步做什么也并不清楚。”任新民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坦言。

任新民认为,未来的发展关键,在于规划出大的科学工程,使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。“有了大型的航天系统工程任务,国外的留学回国人员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;反之,来了也留不住。”

从世界潮流来看,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。1969年7月,美国人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。1971年4月,苏联率先发射了载人空间站。

中国是搞登月工程还是发展空间站?

“我是不赞成当时搞登月的,最主要考虑是上去了能做什么的问题。月球上没有水没有空气,人待不了几个小时就得走。不论是从民用角度还从国防角度考虑,用处都不大。而空间站是围着地球转的,实用性要强很多。”任新民说。

1985年7月25日至30日,航天部科技委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了一场太空站问题讨论会。会议由任新民主持,约50人与会,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、经济可行性探讨。这是中国关于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首次会议。

会后出版了《太空站讨论会文集》,任新民作序。

他写道:“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,搞这一事业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的,也需要一定的人力、物力。但其技术意义、军事意义、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,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到一定的时候,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。”

航天飞机Vs载人飞船

秦皇岛会议之后,《太空站讨论会文集》被送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以及国家计委、国家科委、国防科工委等综合部门负责人手中。

连同文集一并报送的,还有由航天部科技情报所翻译的《开拓天疆》。这是同一时期美国太空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出的建议书,阐述了美国50年内的民用航天发展目标。

此后的一段时间里,任新民利用各种机会,宣传他关于载人航天的规划框架设想。时任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他曾在多个场合听到任新民强调:“好事多谋。我们先下下毛毛雨,这种大型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。”

秦皇岛会议的“毛毛雨”之后一年,中国于1986年启动了简称为“863计划”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。其中,航天技术列入七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,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紧密相关: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、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。

1987年,由国防科工委牵头组建了“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”和主题项目专家组,对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。

是年4月,专家组发布《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》的招标通知。航天部、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科研单位参加了这场大论证。

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,各竞标单位提出了11种技术方案。专家组筛选出6种方案,其中5种都是航天飞机方案,只有一种是飞船方案。

1988年7月,专家组在哈尔滨召开了评议会,选取了5种,进行对比分析。最终,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和飞船方案以非常接近的得分,双双胜出。

此后,这两种方案的论证人员展开了长达3年的学术争论。

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搞航天飞机。他认为,载人飞船是前苏联在五六十年代搞出来的技术,如果中国此时再搞,已经落后了近30年。而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已进行了多次成功飞行,较之飞船,航天飞机具有可以重复发射和运载量大等多项优势。

但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探讨后,任新民开始倾向于搞飞船。“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。另外,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。但主要是钱的问题。”任新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当时美国有4架航天飞机,飞行一次就得花4亿到5亿美元。俄罗斯的航天飞机中途夭折,也主要是因为缺钱。

1989年,航空航天工业部(1988年航天部与航空部合并后组建)召开了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的比较论证会。会议由时任科技委副主任的庄逢甘主持。

在这次会议上,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,航空航天部内部开始达成共识:中国载人航天事业,从载人飞船起步。

向总理汇报

1990年12月,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,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。

与此同时,航空航天部的19名专家组成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,负责人是钱振业,他也是“863计划”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项目组的组长。

1991年3月14日上午,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。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,通知说:3月15日下午3点至5点,李鹏总理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,听取汇报。

任新民深知,这次汇报关系到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。他琢磨,要在一个半小时内把问题讲清楚,“这样能给总理留点时间讲讲”。

第二天下午,任新民和“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”钱振业准时进入位于中南海的国务院某会议厅。两人刚刚落座,李鹏就出现在会议厅的门口。

任新民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,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共就4个人:李鹏及其秘书,他和钱振业。

任新民和钱振业按照几经修改和斟酌的汇报提纲,详细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为何要从载人飞船起步,并分析了中国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。“载人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跨越,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,但据目前的分析,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。”任新民汇报道。

李鹏在听取汇报中不时插话询问,听完后他表示,虽然资金上有困难,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,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。他指出,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。

根据这次汇报,航空航天部随即整理出了《航空航天重大情况(五)》报批件,上报中共和国家领导人。

5天之后,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航空航天部转来了批示后的报批件,上面留下了刘华清、李鹏的先后批示以及江泽民的圈阅。

任新民至今还能记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的一句话:“当前财政实在困难,动用国库存的金子,每年出点也得干!”

中央批示之后,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和立项进入了快车道。

1991年4月初,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完成了《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》。11月,形成了《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》。

1992年1月8日,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5次会议,专门研究中国载人航天问题。

中央专委会的前身是1962年为领导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而成立的15人专门委员会,周恩来是第一任主任。八九十年代,中央成立了领导重大航天项目的专门委员会,李鹏担任主任。

这是第一次,中国载人航天问题被正式摆上中南海的会议桌。

任新民受邀出席了这次会议。他特意将一个1:10的飞船模型带到了会场,结合模型做了简明扼要的讲解和演示。

会议纪要显示,会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:“从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,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。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。”

评审组中的争议

会后,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随即成立了由200余名专家组成的载人航天领导小组,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出任主任。

领导小组下面分设两个组:一个是技术经济论证组,即工程论证组,组长是王永志;另一个是专家评审组,组长是任新民。

专家评审组由全院士组成。除任新民外,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,成员包括王希季、庄逢甘、闵桂荣、张履谦、杨嘉墀、童铠、谢光选等院士。

虽然任新民牵头做过的重大项目难以计数,但这个组长格外不好当。

时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:“老专家的工作并不好做,很多人都是留美博士,技术上都有自己的一套,都是武林高手,有的专家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要让这些‘武林高手’就评审报告统一意见谈何容易。”

是搞三舱方案还是两舱方案?是先上一个航天员还是两个航天员?飞船是水平发射还是垂直发射?专家们各执己见。有专家提出,在评审意见中要写明自己的不同意见,并单独签名。

任新民心里清楚,如果评审报告都形不成统一意见,中央专委会又怎么会批准立项呢?

一次评审会上,争论非常激烈。见此,任新民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,除了剖析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对于中国航天和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外,还现身说法:“有些问题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,但为了大局也只好放弃。”

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:“从我们航天部所在的驻地阜成路8号出发去天安门,经公主坟,经木樨地,经西四都是可以到达天安门的。但最怕的就是坐在阜成路8号争来吵去,而不动身;或者按一条路线走一段又改变主意,回原地再争论,又另选路线,时间都耽误了,却到达不了目的地。只要确定一条路线,齐心协力走下去,总可以到达目的地。我们搞技术工作,搞航天型号研制,也是这个道理。”

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打动了现场很多人。

评审大会召开前,任新民又去了几个意见较多、态度较激烈的专家处走访,做工作。

最终,方案论证报告和相应的评审报告按计划向中央专委会上报。航空航天部一位领导事后曾说:“如果没有任老总的主持和坐镇,评审报告很难统一。”

三步走计划

1992年8月1日,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第7次会议,听取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联合组成的论证、评审组的汇报。

按照李鹏的要求,每个到会的专委会成员都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名,缺席的也被要求补上。

8月25日,中央专委会向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呈上了《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》。

《请示》建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。

第一步,在2002年前,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,实现载人航天飞行。

实际的步伐比这个计划晚了一年。2003年,“神舟五号”飞船载着杨利伟完成了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。

第二步,大约在2007年左右,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,航天员出舱活动,发射了一个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。

2011年9月,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“天宫一号”升空。

第三步,研制、发射、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,解决有较大规模的、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应用问题。

如今,这一步计划已有了时间表,将于2020年前后完成。

谭邦治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方案中的轨道舱留轨这一创意来自于任新民的建议。任新民在研究前苏联“联盟号”飞船的结构示意图时发现,“联盟号”飞船把轨道舱作为垃圾留在太空,非常可惜。

国外的载人飞船通常只有返回舱才配备太阳能帆板,任新民建议,为轨道舱加装一对帆板。在返回舱着陆后,轨道舱可以靠这对帆板提供的能源围绕近地轨道运行半年,堪称加强版的对地观测卫星。

两对帆板在太空展开后,飞船看起来像一只蜻蜓,这成为中国载人飞船的一大特色。2002年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现场观看了“神舟四号”飞船的发射后,对任新民说:“看来你坚持轨道舱留轨是正确的。”

1992年9月21日,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。

中南海勤政殿里,中共中央第195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召开,听取国防科工委、航空航天部的汇报,讨论审议中央专委会《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》。

会议批准了这一请示,并做出了一个让航天人深受鼓舞的决定:要像当年抓“两弹一星”工程一样,抓载人航天工程。

至此,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,并于当年开始实施。

按照中国多数重大科技工程的惯例,载人航天工程也因为立项这一天是9月21日,获得了代号:921工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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